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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淳安断案遐思

发布日期:2014-10-15 字号:[ ]


   淳安,是海瑞的发达之地,作为淳安法律人,不免对海瑞在淳安的断案历史,有一层难以割舍的兴趣。特别是近年来,对清官缺陷的诟病,更加令我关注海瑞,关注“法官”海瑞在淳安的表现。他是否也有清官多刻的毛病?即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他面对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是否也有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为加深了解,我还特意考察了千岛湖风景区内的海公祠, 发现其渊源别有情趣。

   1562年,海瑞任职期满调离淳安后,淳安老百姓为感戴他的廉洁奉公,自发捐地集资,在县城建造生祠,树“去思碑”,以作纪念。1577年,海公祠迁建县城对岸南山,恰好与县衙门隔水相望,造成一种“登堂如见海先生”的意境,借以缅古戒今。千岛湖形成后,因为原址已淹没,淳安就重新建造海公祠。无独有偶,其朝向也对着县府大院,为此赵朴初先生便把这“祠堂对公堂”的典故写进楹联。祠堂的“清官道”和 “刚峰林”既揭示了海瑞的典型人格,又体现了民众的期盼和后来法律人应有的追求。现在海公祠虽然已成为廉政教育基地,但真正发挥多少作用可能还只是个问号,因为即使本地的法律人对海瑞在淳安究竟做了什么可能也知之甚少。况且他永远是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并且总有着两可的争议性理由,但不可否认的是海瑞在淳安仍然是个正义的象征。黄仁宇对海瑞在司法方面的个人努力予以评价时,还是采取了高度肯定的态度。

   下面就来梳理一下海瑞在淳安断案时,遇到法律问题是如何理解正义?如何追求正义的?体会一下海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对我们的司法做些历史的思考。

   记得《清官断案记》里总结办案经验是这样说的:法律本乎人情,切勿草菅生灵,断案先知民隐,曲直方得分明。的确 “民冤”的发生往往是未能真正探清案件背后的“民隐”,很多案件在事后看来,似乎是个常识问题,而当局者有时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我们可从海瑞所昭雪的邵时重故意杀人案有所体会。

   海瑞刚到淳安上任,就遇到前任办结未报的人命案,海瑞仔细翻阅案卷后,认为被告人的口供总有屈打成招之嫌,故没有轻信,而去做一些“重调查研究”的工作,目光往返于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采用经验法则、逻辑法则检验所认定的事实,首先发现死者的兄弟关于“两天才从离家不远的地方找到尸体”的说法有悖常理,因为按照找人的常理是先从家附近找起。继而发现所谓的打得死者颅脑骨折的木棍没有一点木屑断裂,也有悖常理,因为按照常理打得颅脑骨折的木棍不可能没有痕迹。进而亲自参与开棺验尸进行确认,以死后击打与死前击打造成不同的痕迹判断出嫌犯并无杀人的结论。

   在此,我们充分看到了海瑞探清案件背后 “民隐” 的高超技艺,他没有刑讯逼供,没有先入为主,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海瑞刚正不阿的品格其了主导作用。因为该案是前任断的案,海瑞完全可以选择置之不理,直接上报即可,反正错了与己无关。

   如果因为缺少刚正的品格而不去主动接受案件,则其即使有再多的技艺,也是一些没有一的零,零再多也只是零存在。联想到我们现在发生的一些冤案,从根本上说还是司法人员是否真正具备刚正不阿的品质,明明知道案件有许多疑点,从大处说,宪法上也赋予了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也有疑案从无的原则摆在那里,但最终还是作了“留有余地”的判决,或者违心地办成冤案,不是司法人员没有智慧,而是缺少敢于担当的品格。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海瑞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

   海瑞的刚直不阿是否一味只是固执?海瑞在淳安任上防止冤案还有何秘诀?让我们先来看看徐氏与潘天麒奸情杀人案是如何昭雪的。这是海瑞有了办案的名气之后,由杭州府指办的发生在桐庐县的一个十年未决的悬案。海瑞没有盲目自信,而是分别提审徐氏与潘天麒,首先极有耐心地与他们交流,从交流中审查他们的“品格证据”,初步判断两人不似轻薄之人,再从通奸当事人对奸情私密性心理而应有的所作所为分析,结合其他背景事实从而排除奸情的可能。其次,从谋杀原因不仅有 “为色”,还有为财、为仇、为义的情况出发,及时调整办案思路,最后找出真凶,从而排除徐氏与潘天麒的嫌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海瑞的性格也并非古板,在刚直不阿的方形性格下,隐藏着更多技巧和智慧。可能是人们一味放大其“正直”,忽略了正直背后的“圆润”的智慧与技巧。而更重要的成功之处是,其并非不近人情,在面对普通百姓,尤其是面对有可能身有冤情的弱小百姓时,海瑞是极有耐心、也极有同情心的。而并没有道德洁癖式地见到一对男女,就想当然地往奸情杀人模式上牵强附会。相反,如果海瑞对嫌疑犯存有“刁民”的成见,而又迷失于急于破案,迷信棍棒之下出真理,那么他同样也就会犯司法的大忌。

   海瑞是如何对待疑案的?从中我们会惊异地发现海瑞还是非常重视总结司法经验的。“海青天虽已名满天下,但海瑞也并未认为自己是“神判”。因为他也认为“两造具备,五听三讯,狱情亦非难明也。然民伪日滋,厚貌深情,其变千状,昭明者十之六七,两可难决亦十而二三也”,也就是说即使慎重调查后,有十分之二三案件仍然是疑案。那么如何对待疑案呢?在对待刑事案件的疑案上,海瑞也曾明确引证了古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失善,宁其利淫”,认为这是处理一切疑案的最基本原则(“处疑大概”)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求疑罪从无吧。在对待民事疑案上,他认为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对此,朱苏力就以当代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脉络,结合海瑞的其他论述,用现代语言重新表述海瑞的引文中表达的思想,抽象出“海瑞定理”,一是公平定理,二是差别定理。这与罗尔斯提出的在处理分配正义问题的二个正义原则似乎也有所吻合。也有人因此否定海瑞“与其屈…,宁屈…”的做法完全是断案不公,但无可否认的是海瑞并不浅薄,他也有自己的司法理念。

   海瑞是如何辨证看待司法的社会效果的?我们从他在 “息讼”与“讼”关系的论证上可知一二。在事实清楚、是非明确的情况下,海瑞认为为了“方息得讼”,而“谓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的做法,是“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其后果是“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这里他清醒地认识到,无原则的片面地追求息讼,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个案的正义,而且损害到社会秩序的正义。片面地追求一时的息讼,换来的是纠缠不息的诉讼。和稀泥的息讼之道,是既牺牲正义,又牺牲效率的庸俗之道,应为司法者所不取。正如做过鲁国大司寇的孔子所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正确的做法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反观现在某些过分注重所谓的个案的效果,而置法律的平等性、规范性、价值性于法外的做法,应该值得反思!

   我们不神化海瑞,但我们也不能贬损海瑞。海瑞在淳安司法的勇气和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借鉴。(黄河清

   本文发表于《杭州审判》201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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